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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赖追逐战:在“猫鼠游戏”中千里奔波、斗智斗勇


2020年08月11日 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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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15部委4省市政府共治渤海污染 3年要见效

  15部委4省市政府共治渤海污染

  生态环境部强调渤海综合治理决不允许数据造假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在2月22日召开的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座谈会上强调,渤海污染底数必须要搞准确,监测数据要保真,不能有水分,坚决不允许数据作假。并明确提出,将采取多部委共同推进的“大环保”战略,通过三年的综合治理确保渤海生态环境不再恶化。

  渤海综合治理3年要见效

  3年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党中央、国务院明确下达的一项重要任务,其中涉及蓝天保卫战、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渤海综合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水源地保护、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等七大污染防治攻坚战。

  按照国务院要求,通过七大污染防治攻坚战,在3年时间里(从2018年到2020年)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发〔2018〕17号,以下简称《意见》),其中对渤海综合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

  《意见》要求,生态环境部、发改委、自然资源部共同制定了《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既给出了渤海污染防治的时间表,又制定了施工路线图,去年年底《行动计划》已经发布实施。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改委、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5部委最近印发的关于实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有关事项的通知透露,入渤海的大小河流不下百条,但是,辽宁营口市大旱河—河北秦皇岛市饮马河—天津滨海新区蓟运河—山东东营市神仙沟等24条河流尚未达到水质考核目标。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2020年,渤海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水质)比例达到73%左右,自然岸线保有率保持在35%左右,滨海湿地整治修复规模不低于6900公顷,整治修复岸线新增70公里左右。《行动计划》还要求确保渤海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区在三省一市管理海域面积中的占比达到37%左右。

  李干杰指出,总体而言,渤海区域性复合型的污染问题、长期形成的生态问题、结构性的风险问题依旧突出,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任务十分艰巨。

  10余个部委参与渤海治理

  《法制日报》记者在座谈会上注意到,渤海综合治理座谈会虽然是由生态环境部主持召开,但是,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应急部,市场监管总局,林草局,中国海警局等14个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均参加了会议,同时,环渤海的河北、天津、山东以及辽宁三省一市的政府相关负责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同样,《行动计划》虽然是由生态环境部、发改委以及自然资源部三部委制定,但是,《行动计划》的实施并不止这三个部委。在陆源污染治理、海域污染治理以及生态保护修复三大行动中,上述15部门均有任务要承担。其中,在陆源污染治理中,住建部、水利部、工信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或有治理任务或有牵头责任。同样,参与海域污染治理的还包括财政部、中国海警局、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等。而在生态保护修复行动中,自然资源部牵头,生态环境部、林草局、中国海警局等要落实自然保护地管理责任,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等。

  在渤海综合整治攻坚战座谈会上,李干杰特别谈到大气污染防治取得成效的成功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小环保”变成“大环保”。李干杰指出,渤海综合整治将借鉴大气污染防治的成功做法,也将采取“大环保”的做法。他强调,渤海综合治理将构建“分工+协同”的责任体系,做到合力攻坚。其中,中央层面负责统筹,省级层面负总责,县市要抓落实,环渤海三省一市则是攻坚战的实施主体。

  渤海污染治理不许有水分

  今年年初,生态环境部在河北省唐山市黑沿子镇启动了渤海入海排污口试验性排查。今年年底前将完成渤海排污口排查和监测。李干杰指出,渤海入海排污口排查必须要把真实情况摸清楚,“污染底数搞准确了,治理任务就完成了一半。”他说,污染底数搞不清楚,治污措施就很难见效。

  李干杰特别强调,将建立渤海污染防治监测体系,要对渤海的污染问题进行靶向治理。“监测数据要真准全”李干杰说,监测数据必须真实,不能是“雾里看花,盲人摸象”。他指出:“渤海污染治理既要面子,更要里子,如果不能兼得,宁要里子,也不要面子,绝不允许弄虚作假。”

  据介绍,地方人民政府要按照“谁排污,谁负责”的原则,将整治责任落实到位;对入海排污口整治实行销号制度,整治完成一个,销号一个。生态环境部将对地方的整改情况进行验收。

  对于地方整改中存在的问题,李干杰指出,将统筹实施排查、交办、核查、约谈、专项督察“五步法”,同时,还将结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对相关省份落实攻坚战任务开展专项督察。对需要问责的将启动问责,“是谁的责任就追究谁的责任”。李干杰说,生态环境部将建议协调机制,对地方的整治情况进行调度,及时发现和协调解决重大问题。

  “严格禁止以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为名搞‘一刀切’。”李干杰强调,“对于‘一刀切’问题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能让‘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他说:“一刀切”对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但没有意义,反而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不分青红皂白,督察(查)组来了,先停下来再说,督察(查)组一走,马上依然故我。这种做法坚决不行。”李干杰指出,在渤海综合治理中要依法监管,严格禁止“一律关停”“先停再说”“虚假整改”等简单粗暴行为和敷衍应对做法。

原标题:王笛:在成都,打麻将曾经是犯罪

  现在的成都,打麻将赌输赢无处不在,它成为市民们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之一。不过,不要以为这是中国国粹,玩麻将是自古亦然,是人们的自由选择。殊不知,这个大众娱乐活动,在20世纪初的成都,一度被政府定性为犯罪活动。

  将打麻将视为社会问题发轫于晚清的城市改革,其时新式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将打麻将视为恶习,认为它既浪费时间,又是赌博行为,因此当在查禁之列。

  1902年成都一成立警察局,便采取措施禁鸦片和赌博,两者都被当作犯罪之后,相关活动就成了警方打击的重要对象。

  晚清成都《通俗画报》上的时事画,讽刺某人家半夜打麻将引起了纠纷,1912年

  晚清禁烟运动获得了一些成功,到1911年,鸦片的使用差不多就完全终止了。而禁赌则艰难得多。与吸食鸦片不同,以打麻将为主要形式的赌博行为往往发生在公共场所,它难以和其他娱乐形式严格区分开来。在晚清针对此问题的政令非常严格,警察挨家挨户及在街头巷尾展开搜查,尽可能搜集经营者、参与者和赌博组织的信息,并对违规者施行逮捕,加以罚款或体罚。

  清末的成都有各种各样的赌博,如斗鸟、玩牌、打麻将等,这些活动经常在街头、巷尾、桥下、茶楼、烟馆、妓院等地方进行。改良者认为赌博危害甚大,由此造成的家庭纠纷和悲剧比比皆是,也因此扰乱了社会秩序。

  晚清成都《通俗画报》上的时事画,讽刺赌徒输了衣衫,裹着被子无法下床的窘境,1909年

  警察经常揭露一些赌棍经常设置圈套,骗取没有经验的参赌者的钱财的事例。在20世纪初,改良者就呼吁警察将这些“著名害人之赌棍”送进监狱,警察局也颁布了规章制度来禁止此类行为,打麻将这一传统娱乐活动也被禁止。

  社会改良者写了很多关于麻将使人堕落的文章来支持这项政策。例如,《通俗日报》刊登了以韵律诗形式写成的《麻雀十害歌》(晚清成都称麻将为“麻雀”),每行四个字,便于理解和传诵:

  麻雀之害,

  多不胜述。

  劳神伤财,

  妨误正业。

  习成贪很,

  最坏心术。

  一朝争闹,

  亲友断绝。

  长幼不分,

  男女混杂。

  深夜不休,

  失火失窃。

  流毒传染,

  风驰电掣。

  举国若狂,

  老成饮泣。

  然后罗列十个方面的危害,按职业分别描述了麻将怎样毁掉人们的健康、道德和家庭,参与赌博的官僚、士绅、学生、教师、商人、士兵和年轻妇女最终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如官员打麻将赌博:

  长官雀戏,

  授下以隙。

  僚属荒唐,

  不能戒饬。

  县官好赌,

  懒检讼牒。

  四乡莠民,

  赌馆林立。

  如果商人打麻将,后果则是:

  商界好赌,

  店规不立。

  伙友偷盗,

  难于觉察。

  千金一掷,

  资本消灭。

  商务败坏,

  店铺倒歇。

  如果是妇女打麻将,则是:

  儿女学赌,

  不务正业。

  家政不修,

  害在眉睫。

  淫盗生心,

  门户不密。

  在这个《麻雀十害歌》中,改良人士宣称消除赌博行为是建立“文明社会”的先决条件,甚至认为“赌博不除,宪法不立”,这即把赌博与国家的政治前途联系起来。

  西方人镜头下的街头赌博,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藏

  他们努力推行流行于欧美国家的“健康”活动,提倡人民“打球练习,赛船赛马”,鼓励人们去“运动之场”、“练身之房”、“园林遨游”、“弹琴咏歌”、“围棋象棋”、“阅书报社”,认为这样才能“社会改良,务达目的”。

  《通俗日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宣讲禁止赌博白话”的文章,该文用日常口语描述了赌博的罪恶:

  提起这赌场中人来说,那(哪)一个是不聪明的,那(哪)一个是不狡猾的?他想到世间的,读诗书的人,做生意的人,做庄稼的人,做工艺的人,个个都想挣些银钱。个个却不能顷刻间,挣得许多银钱。惟有那赌场中,我的运气来了,雪白的好银子,横一堆,顺一堆,宝盒子一揭开,众人都落眉落眼,一齐输了,我就赢了。赢得好快当,赢得好快活,趁那时买些房屋,买些好衣服,一霎时就完阔起来了。岂不是赌场中,能够凑合人的好处吗?

  因为如此,赌场中的朋友,个个讲究,要熟读宝经,懂得路子,怎么一定是归身宝,怎么一定是出门宝,怎么一定是要倒拐。要打处,怎么一定是连笨三,连笨四。据那大赌家说起来,真真有个道理。能够照那宝经上来压宝,就输了也值得。这个路道,惟有那著名的赌棍,抽头吃利,很熟很熟。连结多少党羽,买通多少衙门。每逢有那会场戏场,他们就要引诱些金娃娃,活荡些生毛子,安顿些造孽人。

  在那赌钱的人,以为这是个发财窝窝,万万不肯丢他的。殊不知赌场中,那有个天天赌,天天都赢的道理?不输就赢,不赢就输,赢过了,就会要输。越输了,越望赢。一旦输干了,没法了,就便要糊(胡)思乱想,打些烂条,或纳些契约去抵押。再又输了,就不免或卖田地,或卖房屋,或卖家具,均是做得到的。

  你们想一想道理,世间这些事你们说是有吗莫有?须知到世间的人,银子钱,那个又不想?你也想,我也想,不从那正业上想来,终久是不长远的。赢也赢得快,却输也输得快。由此看来,到底去赌得赌不得?人家说赌不得,我偏说赌也赌得,但看他是怎样赌法。读诗书的人,要在那学堂里,赌些好学问,赌些好本事。将来到那官场中,赌做一个好官,那赌场,是名成利就的,可以赌得。做生意的人,要在那商埠上,赌些好货物,赌些好买本,将来到赛会上,赌做个大商业家,那赌场是地大物博的,可以赌得。做庄稼的人,要在那田土里,赌些好粪料,赌些好籽种,将来到那试验场中赌做个大农业家,那赌场是价值物对的,可以赌得。除了这几们赌,我就要奉劝,切切的去赌不得。一家人有一个人赌,便惹出一家人,都吃那赌饭。吃惯这赌饭,正经事大家不肯做了,是赌之为害。不但害了自己,并且害了子孙。如何是好?我奉劝世间人,不但这压宝场中,万万不可去。……

  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警察大肆搜捕赌徒,收集赌窝和赌棍的有关信息,一旦发现,立即抓捕,或罚款,或体罚。

  以前卖糖果、糕点、花生的小贩可以采用打赌或抽签的方式诱使小孩买他们的东西,这种被社会认可的流行方式现在也被禁止。在这样严厉的措施之下,赌博现象虽然没有完全消除,但得到了一些控制。

  1910年春,警察机关试图斩断赌博的根源,规定三天之内停止一切麻将器具的生产和销售,销毁所有储存的麻将用品,任何人如果再制造麻将产品,都要受到严厉惩罚。

  公园里打麻将,男女老少都参加。作者摄,2003年。

  从禁止赌博到禁止麻将,反映出改良者对赌博的深恶痛绝,同时,也是对成都最流行的休闲活动的否定。警察机关的这一系列行动并没有杜绝赌博,反而引起了成都居民的强烈不满。

  在经历了警察反复对住宅、茶馆和街角打麻将的清查惩戒之后,以麻将为主要形式的赌博依旧活跃,这类活动仍然随处可见。

  赌徒也有许多对付地方当局的经验。望江楼和文殊院成为赌博聚点,因为这些安静的、环境优美的地方不在警察的监督范围之内。

  而城墙上、城门外、河边、桥下也成为赌博的主要地点,那些地方也经常因赌博发生争端。例如,一次在东门城墙上,一个年轻人在赌博时与他人发生争执被打死。北门外的道路一度是名副其实的赌窝,赌摊沿道路两侧铺开。

  西御河的沿河街道也是赌博的去处,一次警察突然降临,一群赌徒急速逃离,一位穿昂贵皮衣的男子翻过墙壁,忘了另一边是御河,直接掉进了肮脏的河水里。

  有些人在城内街道上摆摊设点赌博,某年仅在春节的第一天,警察就在包家巷抓到五六十个赌徒,第二天又在罗公祠抓到四五十个。

  虽然茶馆的经营者不敢公开支持不合法的活动,但是他们也从未积极加以制止。一名报纸的记者谈道,他在一些茶馆随处可见人们赌得热火朝天,桌子上、椅子上,甚至地上,到处都在进行。

  无论警察怎样搜查,赌徒们总能与之周旋,躲过难关。例如打麻将的人将桌面上铺上绒布,以避免警察听到声音,闯进民居搜查。难怪改良者傅崇矩感叹道:“赌窟中人,皆有绝大本领,绝大神通。”

  没有一种改革能够迅速改变已经存在多年的生活方式。因此,尽管警察从晚清起便不遗余力地禁赌,但直至民国初期,赌博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仍然十分盛行。

  晚清以来,地方当局尽了最大努力控制赌博,但是成果并不明显。原因很简单:赌博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基础,它既是个人和家庭的休闲活动,也成为一项陌生人之间的公众娱乐。而且,很难将赌博与玩扑克、打麻将等流行的娱乐活动清楚地区别开来。虽然地方当局投入了很多精力控制赌博,但他们似乎并未赢得这场与赌徒的较量。

  这个禁赌的努力是由曾经留学日本的晚清改良者,后来任四川巡警道的周善培所发动的,他的此举遭到不少成都人的愤恨,更何况许多措施是强制性的,这使得人们的日常娱乐活动受到限制。这也是警察总办周善培在清王朝倒台前后,备受各方批评和痛恨的原因。由于他是秃头,人们骂他为“周秃子”。

  经历了20世纪早期成都生活的郭沫若这样解释道:“在漫无组织的社会中,突然生出了这样的监视机关,而在创立的当时又采取了极端的严刑峻法主义,这在一般的穷人不消说是视为眼中钉,而就是大中小的有产者都因为未曾习惯,也感觉不便。”

  警察的这一举措不但表达了改良者禁赌的决心,更是他们对中国最为流行的娱乐活动的彻底否定,但亦没有任何改良能够将业已流行数百年的大众娱乐立即叫停。

  麻将在民国时期依旧在各种公共及私人空间大为盛行,原因便是其易于操作、上手轻松,不论作为家庭消闲活动或大众娱乐形式都颇为合适,更不用说其所基于的极其深厚和稳固的文化土壤了。

  在公园里打麻将是退休老人的日常活动。作者摄,2003年。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便将麻将视为“国戏”,并通过写作《麻将:漫游的感想之六》一文加入了“反麻运动”。他在文中强调,过去中国的三个恶魔:鸦片、八股和裹小脚都已不存在了。然而麻将则是第四个恶魔,它发展得异常兴盛,却没有人批评它对于国家民族的损害。

  胡适进而计算了人们浪费在麻将上的时间:“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点七万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胡适对人们打麻将真是非常愤愤然,他认为一个沉迷于麻将的民族,是没有长进的民族。甚至从国人对打麻将的迷恋,感觉到了民族的危机: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一个留学日本的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跳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

  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国民党意识到了麻将在普罗大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因此并未对麻将加以取缔,转而推行“卫生麻将”,指每次游戏不打超过四圈牌。这里的“卫生”应该理解为“健康”,即不牵涉赌博,而且不是长时间地玩。

  其实,也有不少人为麻将辩护,认为它是有益于大脑的活动,也是社交的利器,更为那些玩不起高档娱乐的民众,提供了许多欢乐。

  不过,为麻将辩护的声音,很快便淹没在了此起彼伏的批评浪潮中。到1949年后,麻将甚至被划归为“旧社会”的残余,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中,被彻底摧毁。

  四川都江堰2380人同时打麻将的壮观场景

  然而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跨过这么多年之后的21世纪,麻将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发展到了新的高度。胡适先生当年担心的,麻将可能是“亡国的大害”的情况非但没有出现,在全国一片麻将声声中,中国国力反而越来越强大,社会文化发展得越来越好。

  作为中国传统娱乐的麻将,在现代化、全球化、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还能繁荣多久?这是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本文摘自王笛著《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2019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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